手工业作坊遗址,是古代遗址的主要类型之一。以田野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为内容的作坊遗址考古,既是整个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手工业考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从手工业考古的特点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就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的重要性、作坊遗址的认定、考古发掘、作坊遗址考古中的多学科合作,以及以作坊遗址考古为基础的手工业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论述。王宏钧先生曾任历史博物馆党委、副馆长。此次访谈主要围绕"国博百年发展"这条线索,内容涉及辛亥之后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创设与建馆概况、解放初期历史博物馆的改革、1958年至1959年"通史陈列"的筹建和以后的数次修改,以及其他业务的重要发展等;-后,王宏钧先生从自己的角度谈了国家博物馆百年发展所留下的重要精神财富及对博物馆事业的期望。
本文通过对大地湾、原子头等遗址出土的一类特殊彩绘图案的解读,确认了早期彩陶中广泛存在的"斜向轴对称"构图法和"阴阳组合"的构图思想;同时又通过对该构图法和构图思维在早期彩陶文化中产生、传播等情况的研究,解决了彩陶科研历史中多年未决的"人面鱼纹含义"、"马家窑类型舞蹈纹盆内涵"、"石岭下层鲵鱼图案意义"、"庙底沟类型繁复图案构图方式"等诸多的特殊难题。9年11月,笔者对闽西客家地区进行了田野勘查,汀州城是该区域文献记载较为清楚、遗迹保存相对较好的一处城址。该城于唐大历间迁治今地,宋治平间扩城、明末再次扩城,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城市形态和街道格局也有所改易,体现了汀州城在历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
明朝埋骨南京的皇族贵戚主要见有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皇女、皇子妃与未就国的皇子。永乐后期迁都北京后,已经罕有安厝南京的情形,但也并非没有特例。这些皇族成员的墓志是研究明代皇族贵戚的手材料,就触及典章仪制的程度而言,早期的墓志史料价值尤其值得重视。本文选取南京出土的韩宪王朱松、福清及驸马舍人张杰、南康朱玉华、沈简王朱模元妃张氏、榖城郡主等人的墓志,结合传世文献,初步揭示其史料价值。
在福纸庙作坊区揭示出沤竹麻塘、接水管、排水沟、储水坑、蒸煮竹麻留下的红烧土、堆石灰留下的粗沙土、烧灰碱的灰坑、拌灰与发酵的工作台以及抄纸房等与造纸相关的遗迹,并在周岭村和西溪村各清理水碓7座。所揭示的造纸遗迹反映了从伐竹到沤料、煮料、腌料、舂料、配药制浆直至抄造成纸的一整套制纸流程。8年发掘简报直城门是汉长安城西面城墙上的南数第二个城门,1957年曾对该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8年,又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总计13多平方米。发现的遗迹主要有城墙和城门。出土遗物以西汉时期遗物为主,多为陶质建筑材料。通过此次发掘,对于直城门的形制、始建年代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时期,大部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首次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所处的新时代即为庙底沟时代。总体来看,庙底沟时代是在公元前4年前后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对外扩张影响下形成的,其到来标志着"早期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的形成。《首阳吉金》刊布的3件 器,应系滕州庄里西89M7散失之器。其中 觯、 簋铭文对于周初分封的滕国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文对上述二器铭文略作考释,力求廓清作器者 与滕国之关系。柿子滩遗址第五地点是距今2~1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遗址。该地点于21年进行了发掘,四个文化层均埋藏于河流相阶地堆积中,出土有石制品、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多以用火遗迹为中心集中分布。其中原生埋藏的人类化石为该遗址的首次发现,为研究晚更新世晚期人类的演化提供了珍贵材料。12年7~9月,对盘羊沟辽代墓葬进行发掘。该墓为砖结构多室墓,全长23.7米。出土随葬品共28件(套),种类有瓷器、银器、铜器、铁器、骨器、漆器等。该墓受汉文化影响颇多,和同时期辽墓相比显得比较特殊。该墓墓主为后唐德妃伊氏,墓志的内容弥补了史述简略的缺憾,对研究后唐、后晋与契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11号贵族居址是科潘遗址除王宫以外的等级建筑,主体是一处封闭的方形院落,四面为石砌高台建筑。对院落北侧建筑的发掘表明,科潘王国晚期,北侧建筑由中部有两层台基的主建筑和东、西两侧附属建筑组成。中部台基的13组墨西哥纪年和交叉火炬雕刻,说明此贵族家庭与王室有密切联系。9年冬季,对瓦罐滩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灰坑14个、灰沟3条、龙窑1座,出土瓷器31多件和大量窑具。窑址属元代早期,是贵州省经科学发掘的座瓷窑,该窑的发掘为解决黔东南及周边地区出土宋元时期瓷器的窑口问题和研究古代陶瓷史提供了新的资料。"王射",与"获"、"贯射四"、"无废矢"一样,在当时都是记录射礼的专门术语或固定句式,也是射礼文辞有别于田猎文辞的显著标识;铜鼋既是铭功的庸器、展示商王射艺的实物模型,也是颂扬商王射技武功的纪念物,三者并不矛盾;铭文记载了同一日王所举行的弋射和射鼋两种射礼;当时可能是把鼋悬挂在两个立柱之间作箭靶的,这说明商周时代的射礼曾经历了一个从田猎竞射到射牲、再到射侯的发展历程,而铜鼋所反映的正是由实射动物到射侯的过渡形态。
赵焦 戈为春秋中晚期铜戈,戈铭1字"赵氏孙焦 ,乍造戈三百"。"赵氏孙",应该就是春秋中晚期晋国赵氏家族的某位后裔,"焦 "为其名。"乍造戈",乍、造同义连文,制造的意思。"三百"表示戈的数量。戈铭焦、造字写法特殊,百字为目前见较早写作全形的例子。该戈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春秋时期赵氏、战国时期赵国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北宋近一百七十年的时间段内,辽、金等北方内亚民族始终与汉民族为主体的北宋王朝进行着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而河北、山西的部分地区作为文明交流的前沿地带对于研究这一现象有着重要地位。本文运用考古学视角,从该地域已发掘墓葬的埋葬习俗、墓葬装饰、墓内随葬这三方面入手,通过考古发现所见内亚性文化因素,考量其在汉民族社会生活、精神信仰等领域的地位,并由此研究这一地域多元文化因素的交融与互动。
西方艺术思想在的传播是从战争以后开始的。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美术界发生了一场重大变革。从新美学思想的兴起到美术院校的创立与发展,时期的美术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飞跃发展。在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启导下,林风眠成为现代美术教育和现代绘画的奠基人;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在美术教育中也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成为现代版画的奠基人。鲁迅与林风眠曾有三次交集,本文考察并论述他们在同一时代个人关系的交集,以及在美术中分别所起的作用,并比较二人在美术思想上的异同。
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内的石墙底部地面上发现壁画残块近2块。石峁壁画由颜料层、白灰层和草拌泥层构成,所用颜料有铁红、铁黄、绿土和炭黑四种。石峁壁画在制作工艺和绘制技法上均与汉唐壁画较为相似,表明早期壁画的制作工艺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基本确立,后期壁画不过是继续沿用和丰富而已。
二里头文化的14C测年研究早在上世纪7年代即已起步,但据其所构建的二里头文化年代框架,始终与考古学分期方案及天文学推算成果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近年来14C数据的屡次修订无疑加剧了这种矛盾,使得二里头文化的编年体系与"陶器敏感范围"及"五星聚合时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文化的年代学成果形成了冲击。实际上,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源于14C研究自身的局限。因此,正确认识采样的偶然性、测定的相对性及拟合环节中考古学背景的不确定性,是探索二里头文化年代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加强相关学科的沟通与交流,打破"中原本位"意识的束缚也极为必要。总体来看,当前的14C技术尚不足以支撑二里头文化的定性研究,而只宜作为参考。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构建应通过多元证据的互校和整合来加以完善。5年,国家博物馆征集入藏了1件爯鼎和2件爯簋,它们与此前所见的3件爯器应属同一青铜器组合。国博所藏的3件爯器造型庄重,纹饰精美,且器内均铸有相同内容的长篇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诸件爯器的铭文记载了器主人爯受赐于遣伯、遣姬,因感念其高尚的道德言行,铸作宗庙彝器以奉祀其文考的历史背景。铭中"遣伯""德音""余一子"等称谓、用辞均属金文首见,为研究商周时期的遣氏家族及相关历史、语言、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据。从几件爯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及等级规格来看,该组青铜器约铸造于西周中期,其器主人爯的身份大致相当于诸侯国封君。
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清末北洋水师统领叶祖珪绘制的《沿江沿海各省炮台图说》两册,该图以西方海图的形式展现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沿岸各要隘处海防炮台的概况。年末至19年初,叶祖珪奉清之命,率领重建的北洋水师巡视海防,以应对意大利强租浙江三门湾的企图,《沿江沿海各省炮台图说》即是在此次考察后绘制的。该图说不仅地图绘制,还附载关于海防炮台建设的长篇条陈,充分反映了叶祖珪的海防思想,具有珍贵的地图学及近代军事史研究价值。同时,作为清处理三门湾事件的产物,此图说也是晚清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本文在简介传世晚清海防炮台图说概况的基础之上,对《沿江沿海各省炮台图说》进行初步探究,试图通过论述此图的绘制史实以及蕴含的海防思想,展现其文献和历史价值。
西汉时期,影响帝陵分布或布局的因素很多,有卜选陵址,堪舆术的利用,选择地理、地势较好的"形胜吉地",充分考虑族葬及与都城的关系等。早期阶段,出于对礼制等恢复及自身发展的需要等,在对昭穆制度非全部继承基础上又有所创新,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一些相关因素的影响,昭穆制度逐渐不存。总的看来,西汉帝陵在分布或布局上有继承,有创新,也摒弃和改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特征。
上林苑始建于战国秦时期,汉武帝时期对其进行了扩建,使其面积和功能达到-盛的规模。上林苑作为一处综合性的机构,自有一套管理系统,它隶属少府,并设置有上林尉、上林三官等职能部门加以管理,其中上林三官铸造了数量颇多的铜器。国家博物馆藏有三件上林铜器,两件是出土于上林苑范围内的窖藏物,一件是自晚清就有著录的传世品,它们是研究汉代上林苑及其用器的珍贵资料。通过这三件铜器,可以看到上林苑铜器有着一套严密的生产与管理制度,而在具体使用中也存在异地调用的情况,包括调入和调出。本文旨在从国博藏上林苑铜器出发,系统整理出土、传世及仅见著录铭文的西汉上林苑铜器,并对器物制作、物勒工名、度量衡等问题加以讨论,这对于研究秦汉时期宫苑、汉代用器制度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用"四品"对画进行评品,必须搞清"四品"的排列次序。"四品"中的"神品"和"逸品"在排列次序上并没有高下之分,二者是并列平行的。"四品"中的"神"、"逸"二品与"妙品"、"能品"有层次之分,"神品"与"逸品"并列在上,"少品"次之,"能品"再次。
本文通过对新公布的兽骨刻辞中" "字的考释,认为该字很可能即"距骨"之"距"的本字,而该兽骨实际上就是牛距骨,同时对该兽骨刻辞的文意进行了训解。在此基础上,对1936年殷墟出土的牛距骨刻辞加以考释,总结了这两块牛距骨刻辞的一些共同特征。-后,结合如今盛行在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与藏族习俗中的"嘎拉哈"和"歘嘎拉哈"习俗以及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质地的距骨,推测两块商代牛距骨可能用作博具或游戏用具。
《唐令狐览墓志》志主五代祖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州)人,唐朝史学家,主编《周书》,参与编撰《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志主令狐览,史籍无载,以门荫补元陵挽郎,后步入仕途,从内局丞至同州长史,凡9任,以德,治亦有声;夫人河东薛氏,无子,有女4人。会昌二年(842年)冬因病终于京兆府鄠县封峦乡长乐里之郊,享年78岁。次年合祔于京兆府万年县鲍陂里夫人之旧茔。墓志详述令狐氏世系及志主令狐览一生,印证史实,补正史书缺漏,不仅是研究令狐氏家族的重要资料,也为研究唐代的门荫制度、挽郎问题提供了新资料。本文结合史料对墓志进行详实考证,对令狐氏之衍变也进行了论述。
本文通过对山西地区所见商代青铜礼器进行系统梳理,明确了其类型学划分标准,认为其在器物形制及组合方面与中原商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影响。依据器物的年代分析结果,大致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三期,在殷墟文化三期时发展至繁荣,该地区的商代青铜文化内涵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考察战国都城的防御特征,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从整个都城来看,防御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宫城的防御远较郭城更突出更严密,简言之,"卫君重于守民",这是战国时代都城防御的普遍特征;第二,从宫城的防御对象上分析,防御内部国人比外来敌国更甚,一言以蔽之,"防内重于防外",这主要体现在临淄齐城和新郑韩城上,而临淄齐城尤为突显,这应与这两座都城均经历了政权更迭有关。
通过比较班簋、叔夷钟和晋侯稣编钟的相关铭文,确认" 人"即"国人"," "" "" "实为同一字,俱为"国"字之初文。《班簋铭》中之"东或",应训为"东域",并非"东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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