缶方是商代甲骨卜辞所载重要的方国,缶方之缶与匋古为一字。缶方(匋地)不在今晋南的永济,而应在汾水中游的今文水县西南1公里的平陶故城一带。卜辞中与缶方联系紧密的基方,则位于今晋中市太谷县东1公里。15年5月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巩义市东区发掘24座墓葬,其中M234根据出土墓志记载为唐代大和六年司马进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碾、炉、鍑、盂、执壶、茶盘、盏等,这些器物大部分都能在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记载中找到原型。此次发掘出土的茶具系列,为国内首次出土时代明确的组合茶器,较为地反映了唐代茶文化中从碾茶、煮茶、分茶到饮茶的过程,为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赵为东周时期的强国之一,其兴衰时间约略与战国相始终。成熟的赵文化一般指战国时期的赵国文化。东周赵文化可分为三期六段,年代大致自战国早期延续至战国晚期。赵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等四个阶段,反映出赵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兴衰进退轨迹。赵文化脱胎于晋文化,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创新,-晚于战国中期时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到战国末期渐趋消亡。赵文化分布于豫北冀南、晋东南、晋中、晋北河套和冀中等五个区域,各个区域之内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上下限各不相同,文化特征亦各有特色。五大区域文化特色的形成,与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力强弱和疆域变化息息相关。
景云之先祖出自芈姓,系以谥为氏,为楚景平王之后。西汉初年,作为汉高祖"强干弱支"措施之一,景氏被迁至关中。汉高祖平定异姓诸侯王之后,其中一支景氏族人被再次迁徙到蜀地,并发展成为当地望族。
关于先商文化的认识学术界已经取得一定突破,但是先商期各种文化类型的内涵、起源、流变和归属等问题依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河南长垣宜丘遗址首次发现了典型漳河型遗迹打破辉卫型遗迹的地层关系,为探讨辉卫类型和漳河类型的早晚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漳河类型是先商晚期文化,辉卫类型可能属于夏王朝统治时期的"韦"国文化,为商人灭夏路线图的确立提供了依据。
元代刘氏祖宗大碑22年出土于荥阳市贾峪镇白草岗村刘坟洼,至今未见著录及研究。该碑详细记载了金元之际壬辰兵革及窝阔台中州括民等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可知,《营造法式》确未将某些尺度纳入明确的模数体系。《营造法式》的编修目的旨在"关防工料",节省用度。通过对其中有关"功"的规定的探讨可以明确,《营造法式》为达到此目的,紧密结合了当时已有的相关法令,而并未完全依赖模数制度。相对于人类的大多数社会行为而言,自然界的物候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因此,通过古代图像描绘事物的某些物候特征来对该图像的历史属性进行判断或,或许要比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更加令人信服。根据对宋代气候的既有研究,《清明上河图》创作时期的汴京气温比今日开封同时期低1℃左右,基于此,我们可以对12世纪初汴京在清明时节的物候特征作出大概的推测,并与《清明上河图》所绘植物和动物的特征进行比较,由此进一步论证该图所绘是春景。本文以《清明上河图》中所绘植物为重点分析对象。一方面,在对《清明上河图》的既有研究中,植物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另一方面,植物的物候特征更为突出和稳定,因此更加具有代表性。8年,北京大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组织了对张家口地区十余处古代城址(亦包括与张家口相邻的山西几处古城址)的踏勘和考察,在此基础上撰成此文。文章对桑干河流域的山川河流分布、地貌特征、历代交通路线、城址的外部形态、平面结构、选址特征以及与周边地理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叙述和分析,并指出:由于桑干河流域半农半牧地区的地理特征,导致在历史时期多次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得在不同时代由不同民族、不同统治集团所主导的城市建设,具有迥异的风貌。即使是同为中原农耕王朝的汉、唐、明三代,山后地区的城市选址也各有特色。概括而言,汉代的城址,多位于较大河流的河流阶地之上,周围开阔而城址规模较大;而唐代的广边军、怀安县等城址则选择于山间小盆地中,周围地势狭隘;明代城址规模宏大,但多靠近边境与边墙,与汉代相比,则更多地从军事角度着眼。这一差体现了城址选择机制中的人文因素。关于原始瓷究竟起源于南方还是北方抑或南北多源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但自从一些早到仰韶文化中期的原始瓷的面世,特别是科技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应该说已经到了重新审视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时候了。大同地区出土了8件北魏朝廷颁发给各地太守和护军的铜虎符。马衡先生在《北魏虎符跋》一文中简要地考证了虎符的制作年代和使用情况。本文通过对这批铜虎符铭文的进一步考证,确定它们铸造和使用的年代应该在北魏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神瑞元年到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九年之间,即公元414年至448年之间。
晚商时期,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存在一群具有地区特色的青铜器。对这批铜器年代与族属的认识,核心问题在于山西保德林遮峪所出青铜器的年代。林遮峪墓葬出土的可确定年代的铜器大都属于殷墟时期,下限并未进入西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所见的晚商时期铜器群应归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它们与李家崖文化有关。8年,对山东滕州市染山汉墓进行发掘。该墓系在山坡开凿斜坡式墓道和长方形墓坑。在墓坑内用石材砌筑并排的5座椁室,椁室前部有前室和南、北侧室。出土遗物5余件,包括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等。该墓的年代应为西汉中期,墓主应是郁郎侯刘骄。该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葬制、葬俗、画像石艺术等提供了新资料。
石峁遗址发现了石砌城墙以及城门、墩台、角楼、"马面"等附属建筑。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系国内已知的龙山时期至夏时期城址。外城东门址包含内、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塾等,出土了玉器、壁画、石雕和陶器等龙山晚期至夏时期遗物。石峁遗址对研究文明起源有重要意义。
如何解释宗教艺术品,如何面对石窟艺术,一直是美术史家不能回避的问题。由此产生的一个现象就是过度阐释,其结果是令观众像欣赏美术品一样赞叹古老的宗教作品。这是一种误读,误读导致误解。精克孜尔壁画、敦煌壁画和诸多石窟造像遗存,等待人们重建当年的精神家园。如今人潮涌动的敦煌,让参观者借着一柱柱灯光,在幽暗的窟内惊叹或隐或现的佛菩萨之美。假如没有美术史和美术史家,"宗教艺术"是不是另一种叙述状态?
华察是明代官吏,但在书法并无名气,存世作品也十分罕见。在华氏旧藏家族文献资料中,非常难得地保存了华察的四件书作,可补史阙。这些作品面世之后,在学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既未充分研究其书法艺术,亦未判断其艺术水准。本文对华察存世的四件书法作品做了细致的梳理和考辨。由于这些作品主要为华察晚年所书,故其致仕后人生观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观的成熟,无疑会对这一时期的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研究华察晚年的诗歌风格,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华察书法,可发现其书愈到晚年愈精彩。华察书法师承二王,法度精雅,用笔清劲娴熟,结字奇趣横生,晚年书作不事雕琢、随意自然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达观通透的人生观和冲和恬淡的审美境界。以华察晚年书作置诸明代帖学的背景中去考量,完全不逊于吴门书家群,可被视为明代书法史的补充。
国博藏战国错金干支仪,1959年入藏历史博物馆,原在通史陈列中展出,但鲜为外界重视。作者-近对这件器物做了考察、研究。首先,通过仔细观察,对它的尺寸、形制、铭文、使用方法等,一一做了细致描述。其次,将这件器物与战国墓和汉墓出土的干支筹进行比较,认为此器铭文与河北柏乡县东小京战国墓出土的象牙干支筹字体-为相近,应属同一国别,即战国时期赵国的器物,属于三晋系统;而出土汉代干支筹的字体则可能属于新莽前后。-后,讨论了干支在古代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这件干支仪设计精巧,类似今日箱包上的锁,比干支筹更适合推算时日,而且非常罕见,对科学技术史和战国秦汉社会风尚研究,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值得学界关注和重视。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对侵略日益加剧,开始出现危机。在此背景之下,各领域相继产生了以自强御侮为主要目标的革新运动,公民教育思想的兴起即为重要代表之一。作为一种性极强的教育理念,源于西方的公民教育思想在晚清的生成,固然是传统教育制度向近代转型的必然结果,但却更体现了当时学习西方、改造国民性及国家建构等多重诉求。转型因素对晚清公民教育思想兴起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不但使得这种公民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着性大于社会性、工具性大于价值性等教育救国性质,而且使其在基本内涵及时代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原生性公民教育思想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差别。
我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历史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在探索中华民族文明源流和发展的过程中,考古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带动了许多探测技术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实验考古与公众考古在考古学研究中愈发重要,可为诸多田野考古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实际操作方法,模拟复原或重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并可以此为平台,将考古学研究成果以丰富的形式回馈于社会。然而国内相关研究及设施相当缺乏。另外,由于地面资料与地下资料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地表线索以及技术探测数据与地下遗存分布情况的关联度与准确度越来越受到关注,开展探测技术适用性和应用成效评测技术攻关,建立可控考古试验场,是当前我国考古探测领域进步与发展的迫切任务。
近年在殷墟范围内陆续发掘了一批明代墓葬。其中王裕口南地M155为斜坡墓道长方形砖室墓,是明代汝源端僖王朱厚焆夫妇合葬墓。豫北纱厂M3M34均为斜坡墓道土圹墓,保存较好,属于明代汉中守备副使张士隆的家族墓。这三座明墓的发现,为研究安阳地区明代藩王和官吏的葬制、葬俗及家族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公元6世纪,江南地区弥勒下生信仰盛行,供奉弥勒下生像的龙华寺兴起,龙华会亦风靡一时。现存南朝时期的弥勒造像在江南地区见于浙江新昌宝相寺摩崖龛像和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四川地区有茂县比丘玄嵩造像碑和成都西安路比丘法海造像。南朝东阳傅大士曾以弥勒应身现世,吸引信众,并转轮经藏。
夏文明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焦点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尚存许多难点。史前时期"青铜之路"的开辟,青铜冶制、小麦种植等技术因素输入中原,推进了中原地区社会生产集约化程度,对中原文明体系有重构效应。夏文明-终在中原大地深厚的传统乐曲与主要西来的外来乐章的合奏中完成。
本文从分析新泰市周家庄东周墓葬出土青铜殳入手,对山东地区周代青铜殳进行了梳理、辨识与归纳。结合文献记载以及与楚系殳的对比,基本搞清楚了山东地区青铜殳的形制,包括殳首、柲及柲环、殳镦。相比以前的认识,可知殳的年代更早,延续的时间更长(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数量更多,分布地域更广(以齐国出土-多,还包括莱国、寺国、莒国、薛国等);殳多出土于墓葬,墓主人以中小贵族为主;青铜殳的形制、长度、共出的随葬品和墓主人身份等信息显示,这些殳绝大多数为晋殳,是主要种类之一,除了具有指挥、军旌标识和壮军威的功能外,还有仪仗和打击功能。
"侯"字的甲骨文形体为"从厂从矢"的会意字,其形体义为人执箭位于垂直陡峭的崖壁之状。"侯"一词完整的发生背景为:处于边境的方侯,拥有,从事伺望任务;而"侯"一词本义域的构成则可重构为:方侯[义素]执箭位于垂直陡峭的崖壁上伺望[义素]。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业已公布的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期间日记的不同版本,探讨了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基本观点是:蒋介石早期的日记比较坦率,但中山舰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用日记维护自己的形象,从而对日记不断进行修改;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有意的史料",史家在使用时必须注意不被误导。3年,国家博物馆组建后,整合了原历史博物馆和博物馆的学术力量,积极推动开展学术研究工作,扩大了学术研究的领域和学科之间的联系,成果丰硕。主要表现在:建立学术委员会,加强学术科研工作的规划管理;积极申报科研课题,以课题制带动学术研究在不同层面上的发展;加强藏品研究,促进馆藏转化为独特而重要的展览资源;繁荣学术研究,通过学术研讨提升展览的学术层次;加强人才培养和学术团队建设,保证学术研究持续发展后继有人;推动学术交流,促进学术研究成果向社会普及;加强学术成果的出版,精心维护和塑造良好的学术形象。
吴佩孚致汪精卫函是吴佩孚研究的重要文献,它集中反映了吴佩孚当时的立场与主张。在日本侵略者深入国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全民族神圣抗战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吴佩孚提出"中日辅车相依",主张对日和平,成立傀儡政权,并与日伪进行所谓"出山"条件的交涉,显然是与当时的抗日大局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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