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及其附近地区是广西史前文化中地方特点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域,贝丘、大石铲、岩洞葬三种文化是该区域史前文化-主要的类型。本文通过对这三种文化的对比研究,认为它们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为骆越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单"字的本义是一种带柄投石器,用于狩猎和战斗,后来小型的不再重要,大型化的则发展为砲。汉代有一种半官半民的"单"组织,由城市居民组成,具有检弹不法、组织兵役、互助等多种功能,是唐宋时期民团的前身。《诗·大雅·公刘》《尚书·金滕》《逸周书·大聚》等文献表明周代已经存在类似的"单"组织;而城门外的本是空场和"单"的活动场所。商代都城的周围设置有东、西、南、北四个单,它们能够处置俘虏,可能已具有后来"单"组织治安防卫的职能。商代的"单"有更明显的**性质,其官长的称号为"单",他们所作的青铜器上署"单"的铭文。
"白雀园大肃反"旧址为警示后人、悼念在大肃反中殉国烈士而建,是鄂豫皖根据地旧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肃反"经历初级阶段、"新"高潮及扩大阶段,给鄂豫皖红军及苏区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9年4月,洛阳市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东南,发现并清理了曹魏名将曹休的墓葬。这不仅为东汉曹魏墓葬分期提供了标尺,也有助于认识曹操墓,为寻找曹魏帝陵和陪葬墓提供了线索。
进入春秋时期,西周形成的传统格局开始发生改变,社会开始出现一种比较宽松的发展局面。各诸侯国凭借当时宽松的环境竞相发展自己的实力。齐国成为首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吞并周围的小国,其中纪国是个被吞并的国家,主要原因是齐国为了占有纪国丰富的海盐资源。
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中"高引又(有)"后面一字,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各家的看法颇有分歧。旧或释作"庆",或释作"麠"而读为"庆",或释作"麐"而没有解释说明,或释作"麐"又把它与"麟"相联系而读为彣,或释作"麐"而读为"灵",或释作"麐"而读为"庆"。从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来看,此字释作"庆"或读作"庆"已经成为目前-为流行、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意见。本文结合语音以及秦公大墓石磬铭文中的"高阳又(有) ,四方以鼏(宓)平"一句,认为应该读作"令",训作"善",它与"高阳又(有) "的" "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词。此外还讨论了与其相关的一些铭文内容。13年江苏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志意义重大,对确定隋炀帝的终葬时间等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开始就备受学术界瞩目。发掘者先后公布了四种墓志释文,张学锋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等中日学者,对释文进行了补释与商榷,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论述。本文在上述三家释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补正,认为:志文第二列"太岁"以下只能容纳五个字,应该是"戊寅三月十";第三列第六字为"杨","杨州"的写法在隋唐以前并不鲜见;第六列第二字应该是"异","永异"与"苍梧"之间应该断句;第七列应该是"贞观元年";第八列是"朔十□日";第九列"塟"后两字为"炀(帝)";第十一列第五两字可能是"吴州",北周至隋初时扬州曾称吴州。通过以上补正,整理出了新的墓志释文,希望为隋炀帝墓志的进一步释读及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参考。《历史文物》29年2期刊载的梁云先生《秦戈铭文考释》一文,公布了加拿大苏氏所藏的一件具铭秦戈,并对戈铭内容进行了探讨。本文是对此戈铭文的补充讨论,认为戈上所刻置用地名应当改释为"沙羡"。灯具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照明,包括灯和烛台两大类。灯具延展了人们作息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便利和丰富了人类生活,同时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本文以南方地区出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灯具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通过比较研究探讨相关问题。六朝铜灯具可以分为竖柄灯、横柄灯、提吊灯和座灯四类。通过比较当时南、北方铜灯具形制,可知铜灯具的造型和工艺承袭自汉,虽独立发展,然南北交流存续未绝。通过比较铜质和陶瓷灯具,可知虽然陶瓷灯具逐渐占据主流,但是铜、瓷材质各有优势,二者互为补充并相互借鉴,可满足不同阶层的审美和使用需求。六朝是古代灯具的转折时期,汉灯余韵和时代新风在六朝灯具上显得尤为突出,反映出深层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变迁内容。本文是基于物质资料对汉唐社会历史进行实证化、具象化研究的新尝试。生活在两宋交替之际的画家江参是江南山水画派重要传人。南宋邓椿《画继》赞其"笔墨学董源而豪放过之",将其与苏轼、李公麟、米芾等同列"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之序。江参曾受到宋高宗赵构的特意召见,却不幸于觐见前夕意外身故。元、明、清以来,江参的艺术影响经久不息,但有关其身世的文献史料却与时俱减,所以关于他的里籍、生卒年、生平等一直困扰着绘画史学界。笔者通过研究与江参生前有过密切交往的历史人物资料,以宋人程俱《北山小集》中撰述的《江器博墓志铭》为突破口,从"程俱与江参其他友朋之间的关联事略""程俱与江参江器博之间的关联事略""程俱与江参岳父彦楚之间的关联事略"三个历史维度,系统梳理了程俱等一批历史人物与江参的生活联系及艺术渊源,揭示出江器博与江参的父子关系、王彦楚与江参的翁婿关系以及程俱与江参的世交关系,从而确证江参里籍为浙江衢州。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化与文明、文化的品性、历史悠久与连绵不断、文化多元与文化中心、传统文化与文化走向等均属文化探讨之列。长江下游流域居东南广大地区,考古学家要梳理考古学文化谱系,揭示该区域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的标志,探索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区分国家的类别与实质,加强吴越文化研究;而探讨百越对华夏认同和对秦汉形成起过什么作用,仍然是这一区域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值考古学家宿白先生9华诞之际,考古学界应当学习他治学与做人的精神,为推进考古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成立后,在政权初建、社会动荡、生产建设铺开而文物保护秩序又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大量文物被盗掘、私分和毁坏,以致文物散失严重。为此,党和颁布政策,一方面坚决、及时制止文物的大量散失;另一方面加强流散文物的征集,充实博物馆馆藏。流散文物的征集方式主要有捐赠、收购、拣选、调查走访等。流散文物的征集,博物馆藏品的迅速增加,为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流散文物的保护是当时整个文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疯狂进攻,张学良与蒋介石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和主张,其对日策略中既有相同之点,又有相左之处,更有尖锐对立的一面。随着日本侵略益深,他们的应对策略分歧愈大,并-终走上相背的道路。探究张学良与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对日策略的异同,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继承传统、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尤其两汉到隋唐时期的都城形制变化极为明显。本文以近年来曹魏至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发现为重要突破点,结合文献和考古勘察资料,对两汉至隋唐时期的各个重要都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古代都城从两汉时期的多宫形制,到魏晋南朝时期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再到北朝时期的三重城圈形制,-后形成隋唐时期中轴对称的坊市制新型商贸大都市,为向以后更繁盛的开放式商业都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发展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开创性,既沿承了传统的汉地都城制度,又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创造。总之,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这个时期都城的鼎盛之作,其都城形制产生的源头源自曹魏洛阳城,对汉唐时期的都城形制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各种渊源和汉化因素,在古代都城发展史及整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南关外期文化的内涵、性质及与早商文化、洛达庙期文化的关系等诸问题,学界向有歧议。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南关外期文化等问题进行较为的探讨,提出南关外期文化的内涵主要是南关外下层,其性质属先商文化。在深入剖析南关外期文化、洛达庙期文化及早商文化异同的基础上,指出南关外期文化才是早商文化的直接先驱。
存放梳具和化妆品的称为"妆奁"。我国妆奁是战国时期随着日用生活漆器的急剧增多才出现,妆奁是日用漆器的一个重要品类。古代留存下来的妆奁是历史的载体,历史的阶段性也反映在历代妆奁的不同面貌上,而妆奁又是历史的生动再现。不同历史时期妆奁的造型设计、装饰纹样的演变,以其独特的形式语言诉说了古代工艺技术的发展历程。
南阳春秋彭射墓出土中包括有铁援铜戈、铜铍、铜殳、锥形铜镞等少见器物,在同期墓葬中并不常见。其中铁援铜戈的制作工艺与前期同类器物有着一脉相承的工艺技术。出土的铜殳和铜铍皆为春秋时期同类器物中的较早类型,又有所区别,有着地域性特征。圆锥头形铜镞镂空的装饰手法在同类镞中也较为罕见。这些青铜含有较多楚文化风格,但也不乏淮河上游地区文化因素。
临汾辖区陶寺类型遗址有二百多处,经研究,在龙山文化时期,陶寺类型文化的主人,控制了临汾盆地。从整体看,其聚落群的组合多为金字塔模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表象。其文化特征是完全统一的,反映了人们在统一的礼制规范下进行生产、生活,是同一个族团。陶寺城址是这个庞大族团、经济、文化的核心,是这个族团的国都。陶寺古城前期的主人是帝喾,后期的主人是帝尧。
郑易墓志是洛阳北邙山上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志主郑易出自荥阳郑氏,系中唐仕人。墓志完整记载了郑易的家族世系、婚宦、政绩及生平经历等情况,有助于中古时期荥阳郑氏家族研究。郑易由明经入仕,曾先后任幕府僚佐、州郡刺史、京都郎官。志文记录了郑易贞元年间在荆州的救荒中倡议并实施了工赈,弥补了传世文献相关记载的不足,对于研究中唐时期的荒政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郑易在经学与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撰有《三传异同》十七卷,可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郑易墓志由外甥朝议郎、尚书刑部郎中李正辞撰文,其人也是当时工书擅文的仕人。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成立,至1954年新的人民—**成立,人民在历史转折时期承担着特殊使命,被称为"开国"。新成立后,迅速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级人民。印章是权力的象征,是各级颁发法令、命令、对外行文钤公文和行使权力时使用的凭证信物。为筹建新,1949年6月新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始为新"开国"筹划制定印章制度。年2月政务院会议通过《印信条例》。新印章制度包括:铸造制度,涉及印型、制法、质料、印文、背款等;印信铸发范围,从到地方大行政区、省、行署区、市级及其所属机构、驻外机构等,都按规定统一铸发印信;印信下发和上缴;印信的制发镌铸等。新"开国"印信铸发范围广、时间长、数量众多,情况复杂。
嵩阳书院是我国古代书院。成书于清代的《嵩阳书院志》是现存一部介绍嵩阳书院的志书,书中记录了嵩阳书院的历代讲学活动、程朱理学传承及道德品性培养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南阳汉画是汉文化的载体,展现了瑰丽奇异的浪漫主义--。汉画中的--充满了深刻的寓意和神秘的象征,反映了汉人浓厚的升仙思想,神灵大都以同体的形象出现;人神杂处的--是一个怪诞奇异、富于幻想的--;对世俗生活的描绘透露出汉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南阳汉画艺术与远古图腾、原始歌舞、商周文明、楚文化等一脉相承,密不可分。
河南汉画像石题材丰富、分类众多,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神内涵,而且具有重要的思想、历史、艺术和考古价值。就其艺术精神来说,它具有豪放乐观、灵动飞扬、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宏阔雄浑、豁达博大的开放精神以及气势恢弘、威猛昂扬的尚武精神。
铜铍是东周时期流行的长,2世纪3年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可以确认为铍的青铜约8多件。本文根据铍头尾部的不同将这些铜铍分为三型::型为銎骹铜铍,B型为扁茎铜铍,C型为异型铜铍;依据对出土铜铍的类型学分析,并参照出土铜铍墓葬中组合情况以及商周秦汉时期方式的变化,将出土铜铍分为五期:期,两周之际至春秋晚期前段是铜铍演变过程中的初始期;第二期,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是发展期;第三期,战国中期是成熟期;第四期,战国晚期至秦是鼎盛期;第五期,西汉早中期是衰亡期。
宜君县秦家河摩崖造像共4龛。其中4号龛为佛教造像,2号龛为道教造像。龛造于西魏,4号龛造于唐代,是研究这一时期造像艺术和宗教信仰及民族融合的重要资料。
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村战国墓中出土的圆雕勾喙蹄足有角神兽金铸像,带有复杂多元的文化元素,既有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造型特征,又融合了欧亚草原斯基泰艺术的装饰风格,呈现出复杂的文化背景和传承关系,其所具有的神秘信息有待解读。从语源学、文物学、艺术学角度对神兽金铸像造型的分析表明,其所具有的勾喙、蹄足、长角、有耳鸟首等特征,与先秦两汉古文献记载的嬴秦飞廉族的历史、风神形象等信息重合,并且传承关系密切;与欧亚草原艺术中常见的勾喙蹄足后蹄反转的神兽造型、北方草原鹿石上的神兽形象相似,相关性显著。本文认为,神兽金铸像的母题来源是风神飞廉,文化内涵源于商族的鸟图腾、草原文化和巫文化的鹿图腾,兼有嬴秦族的龙图腾和古印欧文化的双头神兽形象元素,呈现出交互杂糅的文化传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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