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8的墓主,发掘者认为是一代芮国国君。本文通过分析、参照三门峡虢国墓地高级贵族墓葬的差异,考订其墓主应不是芮国国君,而是等级略低的,或是卿一级的高级贵族,以前者的可能性更大。研究表明西汉后期西王母一直是独居昆仑的女神,大约公元1世纪与之对应的东方男神——风伯出现,公元2世纪与之对应的神祗东王公出现。在西汉后期的鲁南地区,在"风伯与西王母"组合出现之前,还有一种过渡性的东西方神祗组合模式,即"子路与西王母"的组合。12~213年,在成都市天回镇发掘4座西汉土坑木椁墓,墓葬出土漆木器、陶器、少量铜器和铁器等遗物62余件,其中-为重要的有M1出土的公私文书、M出土的玉璋和4部竹木制织机模型、M3出土的八部医术竹简及漆经穴俑等。12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曹庄发现两座隋唐时期的砖室墓,M出土隋炀帝墓志,墓葬中出土十三环蹀躞金玉带、鎏金铜铺首、玉璋、铜编钟、铜编磬、凤冠等高等级的随葬品,以及大量陶俑等,可以确定墓葬为隋炀帝与萧后的-后埋葬地。
"龙香"墨是制墨的一种品名,兼具寓意和成分构成两种含义,因而上千年来久负盛名。本文拟从历史文献角度对唐宋至明清以来"龙香"墨的命名、成分及其发展等方面进行考证,指出"龙香"墨在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且其配方屡有变动。
本文以河南博物院石质文物保护为例,对石质文物保存环境、石质文物病害种类进行分析,对石质文物的保护进行初步探讨。9年,在洛阳市洛南洛龙路关林路南段发现一座唐代墓葬,出土有陶俑、动物模型、生活用具、石墓志等。此墓葬的发掘对唐代洛阳的分区、葬俗、行政区域管辖范畴的划分等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本文通过分析成都平原出土铜曲刃戈形器的形态、尺寸、重量、细部特征、出土环境、使用状况等,并将其与考古出土的曲刃玉/石戈、曲刃玉斧形器相比较,提出铜曲刃戈形器是对玉/石质地曲刃戈的大量复制,是宗教、礼仪等相关活动中使用的,约创制于公元前13世纪,流行年代下限约至公元前9世纪。本文以国家博物馆馆藏《遐迩贯珍》为研究对象,参照上海辞书出版社翻印的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所图书馆所藏《遐迩贯珍》影印本,对其存世情况及所承载的宗教、新闻、科普、等信息进行分类研究,考察了其在近代思想史、宗教史、科学的地位,分析了其对近代的影响。"二次"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重树党帜,成立了中华党,并于1915年发行债券,筹措经费用以反对袁世凯,规复共和,发动"第三次"。债券面值分为壹千圆、壹百圆和拾圆三种,主要发行对象为聚居于南洋和美洲等地的华侨。本文结合国家博物馆馆藏债券和文献资料,就债券的发行与相关问题进行考证。南明时期,发生了一件吴人黄向坚"万里寻亲"的感人事迹。黄父于崇祯间授云南大姚知县,挈孥赴任,鼎革后阻兵不得归。向坚徒步行乞往寻,费时年余,终奉父母还乡。面对耸危惊骇的自然山川,黄向坚穿梭于记忆仓储间,以"纪行"模式,陆续完成不同形式的书写文本:日记、图绘、题识。笔者细究出自黄氏之手的多重文本,厘析纪行、绘题两类文本间隙疏离又相互弥合补充的交织现象,透过符号对应关系与互文性的考察,触探诗(文学)与画(图像)的界限。通过文本互相对话、补充、抵抗,甚至僭越,黄向坚从中进行空间经验与时间记忆的繁复交迭,演绎为个人独白空间,彼此弥合成万里寻亲历刼归来的冒险完全实录。世纪8年代末,无锡博物院(原无锡市博物馆)在"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指导下,从江苏省扬州市文物商店收购了一幅元代大画家倪瓒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根据作品中的画面诗文,始知该画是倪瓒为其友人江西贵溪正一道徒安素居士汪大椿而作。该绘画内容与笔墨均甚简洁,鉴藏印章较多,但并不见诸明清以来的书画著录。本文在对画面图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相关文献和鉴藏印玺的考辨,认为这些流传有绪的鉴藏印章是抬升该作品价值的重要原因。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大力争取各少数民族参加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陕甘宁边区所处的特殊位置,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蒙古族人民的团结统战工作。根据民族文化、具体政策和实际需要,相继开展了迎接成吉思汗灵柩、公祭成吉思汗、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等一系列纪念活动,将成吉思汗成功地塑造为反对外来侵略、抵御外辱的伟大爱国者形象。同时,的高级人亲自出席纪念活动,发表褒扬成吉思汗的演说,进一步展现了成吉思汗的民族英雄形象。对成吉思汗形象的塑造及其事迹的纪念,为巩固陕甘宁根据地、团结蒙古族人民抗战、加强抗日民族一战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城旦舂作为一种刑罚主要存在于秦汉时期,史书中关于城旦舂刑名的适用范围语焉不详。根据出土文献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城旦舂的刑名适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既有与国家紧密相连的犯罪行为被处以此项刑罚,也有普通的社会犯罪行为被处以此项刑罚。城旦舂的刑事法律逐步趋于严格化和细密化,表明封建时代的法律体制的框架已经形成。
河南博物院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分上中下三卷,经折装,开本高42.3cm,宽14.7cm。此经为雕版印刷,用料上乘。经卷之有22幅大小不同的彩色手绘插图,色彩鲜艳,饱满,用色丰富,图中使用蓝底描金注。此《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具有明代经卷特征。
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28~29年发掘简报28~29年,对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进行发掘,共清理26多座墓葬。其中石寨山文化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人骨保存完整,葬式复杂。出土遗物有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等,以铜器为主。墓葬年代为战国至东汉初期。该墓地的发掘,对于研究石寨山文化和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等具有重要价值。9年秋季和21年春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李家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有多层文化的叠压关系,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历史。1~28年,对重庆市忠县将军村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汉至六朝墓葬共计257座。比较典型的5座汉墓中有3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2座为砖室墓。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和铜钱等,以陶器为主。汉墓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当地汉至六朝时期的葬制、葬俗等提供了新资料。8~21年在山东高青陈庄发现一座西周城址,并在城址内揭露了房基、祭坛、灰坑、窖穴、道路、水井、贵族墓葬、马坑、车马坑等遗迹。其中贵族墓葬内出土多件铜器,有2件铜簋的铭文各达7余字,并首次发现带"齐公"字样的金文材料。城址始建于西周早期,至中期废弃,墓葬年代多属西周中期。该遗存的发掘,填补了早期齐文化的空白。
本文结合近年来出土的战国文字材料,对《说文》古文进行重新解读,纠正学者对某些古文的误解,对部分古文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认识。
关东车遗址发现的9件铜器(6件为考古发掘出土物,3件为采集物)是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特征、铜器制作技术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相互关系等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为进一步揭示该批铜器包含的科学信息,本文对其进行了合金成分检测、金相组织鉴定。结果显示,9件铜器的合金材质差别较大,其中砷铜2件,锡青铜1件,铅锡青铜4件,铜锡砷铁四元合金1件,铜锡砷铁铅五元合金1件,皆属复杂的含铜锡砷铅(银)共生矿直接冶炼的产物;制作工艺主要分为铸造和热锻成形,显示有初步的合金材质性能与加工工艺的关系认识。推断这批铜器的矿源地应为大井古铜矿遗址。
在田野考古及聚落研究实践中,解剖性发掘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是各类遗迹的地上设施还是地下部分,都需要从未知的角度实施解剖性清理,这样才有可能获取有关埋藏过程与堆积特点方面的信息和证据。
敦煌的观音救难信仰早在北凉时期就随着《普门品经》的流行而流行。到了唐代,这一信仰更加盛行。由此,与之相应的《观音经变》也大量出现。就莫高窟而言,此期的《观音经变》不仅反映了其对印度普门品变相图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反映了显性与隐性观音画像、三十三化身与世俗人物画、榜题与程式化等问题。本文就莫高窟唐代《观音经变》中的观音画像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述。
京当类型商文化有其自身特点,主要分布在关中西部偏东南一隅,漆水河流域是其分布的核心地带,在此范围内不可能还有"郑家坡文化"的存在空间。郑家坡类遗存应晚于京当类型商文化,是京当类型在商文化势力东退后区域化、个性化的产物,后来逐渐融入先周文化中,它并不是早期先周文化。7年,在吉林双辽市后太平墓地清理了37座竖穴土坑墓,均未见葬具,个别墓内有生土二层台。小墓长仅2米余,大墓长达5米以上。多数墓葬为多人二次葬。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青铜器、骨角器等1余件,以陶器-具特色。这批墓葬的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晚期,为研究辽河流域青铜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5年对小平山遗址的试掘,发现房屋、灰坑和灰沟等遗迹,房屋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类。出土了大量的泥质和夹砂陶片,以及磨制石器和青铜器残件等。陶器主要有陶釜、罐、盘、尊、豆等。小平山遗址年代为青铜时代,这是在滇池东南岸首次发掘的属石寨山文化的遗址。
近年来,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一大批有铭青铜器。其中M117所出一件霸伯盂,器铭所记关乎古代宾礼制度,内容可与《仪礼·聘礼》、《礼记·聘义》、《周礼·秋官·大行人》及《小行人》等所载之相关文字互相发明,由此可窥见西周时期较为完整的聘仪,对于西周时期礼制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是近年来商周青铜器铭文-重要的发现之一。本文对该篇铭文文字进行了详细考释,并结合传世文献对铭文内涵进行了初步解读;还结合该墓所出其他青铜器及铭文等有关资料,对该墓墓主和年代作出了简要的论述。
泰州稻河历史街区的泰州老照片展示厅展出的唐代佛教石经幢,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件石经幢表面刻有多行文字,字迹非常清晰,笔法浑圆饱满,属于书法文物精品。文字内容主要记载唐代佛教经书翻译家伽梵达摩翻译的经典《大悲心陀罗尼经》。其中也出现了关于泰州"海陵"的记载,特别还出现了县令崔鲁的记载。这为泰州建城史及地名演变、职官史研究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经过仔细辨析、对比碑刻文字,可知泰州在唐代就已经称为"海陵"。这也符合《旧唐书》中关于泰州"海陵"的文献记载。这件石经幢的具体来源,为泰州唐代南山寺旧物的可能性非常大。
佛教造像中所表现的供养人像不仅是制作和礼拜佛像的佛教信徒的形象,同时,作为皇帝的臣民、国家和社会的一员,也是他们想确立自我存在的一个形象。本文阐述了佛教造像这一宗教活动是被利用为向统治者和社会表达意志的一个"场所",供养人像的一个主要功能即是其表现手段。现存佛像当中并非都是地区精作品,也存在很多地方和民间制作的拙劣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从美术史的角度评价较低,但实际上,作为向国家和社会传递意愿的一个纪念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佛教美术研究当中不能只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研究,也有必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
近代桐城派名家方宗诚编定的《柏堂集外编》中收有曾国藩书信一封。此信没有收入《曾文正公书札》、《曾文正公书札续钞》、《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书札》及211年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本文对此信的真伪和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辨,并阐述了其史料价值。
明代发达的木刻刊印出版记事的功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可是,美术史的一般著作还局限在文人画发展的轨迹之上,明代典籍插图在整个明代绘画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三省备边图记》以一图一记或二图一记的方式,记录和表现了苏愚所指挥的抗倭之战,依据文字的构思立意、构图布局、人物表现,遵从审美规律的黑白对比与疏密安排,成为明代典籍中的抗倭图像的代表作。与卷轴画中的抗倭表现以及与典籍中的其它抗倭图像相比,明代典籍中的抗倭图像完全脱离了文人自我的或文人群体的趣味,将木刻刊印艺术上升到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时代写照,并表现出与自古就有的"成教化,助人伦"传统之间的联系。
赵廷美为宋太祖赵匡胤四弟,被诬而死,宋真宗时改葬汝州梁县之新丰乡。本文对位于今汝州市陵头村的赵廷美墓地进行了初步考证,首先介绍了赵廷美其人与墓园现状,其次结合文献论述了赵廷美墓地在南宋时曾称作"南坟",-后探讨了赵廷美墓地祔葬的陪葬墓情况。目前已经在史料中查到的陪葬墓数量约8座,实际上这里祔葬的陪葬墓数量约达数百座之多。
晋南地区的半坡期遗存与渭水流域半坡期遗存经历了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庙底沟期遗存中的尖底瓶之重唇口等典型特征,在晋南地区半坡期遗存的早段已经出现,发展序列基本清楚。同时,该地区的半坡期遗存在晚期受到渭水流域的强烈影响。因此,该地区的庙底沟类型之源似可追溯得更早。8年3~4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郑州市绿都置业有限公司工程建设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古墓葬7座,只有M7残存有陶俑等文物。较完整的随葬器物有28件,时代大致在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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