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白蚁危害对武侯祠内的古建筑群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针对这种情况,南阳武侯祠采取"结合,综合治理"的方法,以预防为主,进行灭治。洪洞英山杂剧图是一幅线刻七人杂剧图,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左家沟乡英山的舜帝庙里,对研究北宋前期的杂剧形态具有重要的价值。英山杂剧图内容为二杂剧色作场表演,两侧为乐部教坊鼓色、笛色、歌板色、杖鼓色、筚篥色。教坊鼓色、筚篥色,头部均戴诨裹,推断应为杂剧演员,真正的身份很可能是杂剧行当中的副净、副末,在其搬演的剧目中无需演出时,兼职司乐。笛色头戴东坡巾,也可能是兼职司乐的杂剧演员,在正杂剧的演出中有可能是职司引戏或者末泥的行当。本文以静态的画面作为基点,复原英山杂剧演出的动态过程,认为英山杂剧图表现的应是正杂剧演出之前的"艳段",情节简短,所需演出脚色少,副净、副末等主要脚色行当尚未开始演出任务,又因"路岐"剧组的规模有限,故而在"艳段"中兼职司乐伴奏。这个简短的艳段演出完毕,再行搬演正杂剧。55年,在山西省榆次市苏村发掘了明晋裕王墓,墓主人为第十一代晋王朱求桂。该墓的发现对于认识明末社会、厘清晋藩王世系,以及订正《明史》等文献记载中的一些谬误具有重要价值。长期以来,该墓的材料都没有得到详尽披露。本文在整理出土材料的基础上,从墓葬形制、建筑构件、随葬器物等几个方面对该墓进行了简要报道,并对墓志内容作了一定程度的解读。依据墓志并结合文献讨论了三方面的问题:其一,解读朱求桂家世以及朱审烜的命运;其二,以晋裕王为切入点探讨晋藩王对明代礼制的遵循;其三,对晋藩王陵兆域进行梳理,在整理其分布地点与范围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晋藩王陵与同在山西境内的代藩王陵、沈藩王陵兆域的异同。
《百年国博纪念学术文集》一书集中发表了百年来国家博物馆研究人员的重要论文。本文依博物馆的收藏陈列工作、古代史研究、古文献研究、近现代史研究、文物研究、考古学研究、美术史研究、科技史与文物保护等门类,对书中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一一举例说明。
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之一。商代王都人口众多,对盐的需求量甚大,在当时生产和交通条件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单靠从商都之外运入,恐怕难以满足。今天的豫北地区在商代虽然比现在温暖湿润,生态环境良好,但仍然存在某些盐碱性土壤。因此,殷都食盐除了从山东、山西以及四川等地区输入外,普通百姓也可能就地取材,制造土盐,以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9年8月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在焦作白庄墓**掘M121和M122两座汉墓。M121和M122两耳室相连。墓中各出土陶仓楼及其他陶器组合,对研究焦作地区汉墓分期和陶仓楼的排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家场古城是目前宁夏乃至河套地区的规模、保存较好、出土文物-为丰富的一处秦汉时期的古城遗址。遗址调查发现秦汉时期大量建筑构件,以及陶器、铜器等众多遗物,说明这里曾是一座经济繁荣的城镇。本文考察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幅被忽视的传李龙眠《十六应真图》手卷。长久以来,此图被历代鉴赏家认定为北宋名作,但它更可能是晚明赝品。尽管如此,鉴藏者留下的三十六枚印章与十一则题跋为我们提供了这幅画自17世纪到2世纪的可靠的递传信息,并在程度上保留了他们对这件作品的理解与感悟。本文主要探讨《十六应真图》与新城王氏收藏者(即王象乾与王士禛)的关系。其一,通过探究董其昌跋文的可靠性,更好地理解王象乾的收藏活动;其二,以王士禛友人留下的七则跋文佐证王氏在17世纪中期的交游、生活与仕途状况。在的传统文化中,龟是被崇拜的对象。龟具有安稳、吉祥、不朽、通灵的文化品性。人们在神话、各种文化产品中对龟进行编排,让它与各种角色组合,包括天与地、山、鸟、人、碑、符号等等,带来了丰富多样、新奇有趣的文化景观。在与各种角色的组合中,龟经常扮演承重的角色,堪称"生命中承受之重"。82年郸城宁平出土一件青铜邞戈,本文首次从铭文的字形特点、格式、辞例内容等方面对其进行考释,并在此基础上认为邞戈为三晋中的韩国。8年1~12月,郑州大史学院对马川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一批战国、汉代、唐宋等时期的墓葬、灰坑等遗存,为研究该地区战国至唐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资料。陕北地区地处黄河河套之南,北临鄂尔多斯高原,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西依子午岭与甘肃、宁夏接壤,南接关中盆地。该地区目前经过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存均属于仰韶后期文化阶段。本文根据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地理环境特征将其划分为三个小区,在小区分期的基础上将陕北地区仰韶后期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从日常生活器类来看,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海生不浪类型影响明显,但居址和葬俗与甘肃东部地区阳坬类遗存相似;第二阶段秃尾河—窟野河流域受到内蒙古中南部阿善三期类型强烈影响,无定河流域虽仍受到甘肃东部等地区的影响,但在前期基础上有所发展;第三阶段无定河及其支流大理河流域石城聚落大量出现,关中地区的影响也到达无定河流域及以南的洛河流域。1年1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荥阳市博物馆在荥阳市苜蓿洼村西南部的檀山阳坡发掘了晚唐墓葬1座,墓主为晚唐秀才卢珰。卢珰墓为长方形斜坡墓道洞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形制较小。出土有陶塔罐盖、陶饼、白瓷碗、白瓷执壶、铜钥、铁尺、骨梳、风字砚、墓志。随葬品虽不甚丰富,却十分精致,与卢珰出身名门但家境一般的境况契合。根据墓志的记载,卢珰的曾祖、祖父、外祖父、均为唐朝官员,其外祖父为太傅,身份尤为显赫,然此四人未见载于史书,故墓志可补史书之缺。卢珰为范阳卢氏之后,其外祖父家为赵郡李氏,范阳卢氏与赵郡李氏为有唐之望族,墓志亦对研究唐代世族有着重要价值。卢珰墓未经盗扰,保存较好,出土器物时代明确,为郑州地区晚唐墓葬断代提供了标尺。宋代《马氏墓志》以小篆书刻,在近代出土的近万方古代墓志中极为罕见,文辞优美,书法精良。退出实用领域的篆书在宋代再次陷入沉寂,书史所记宋代篆书家皆文辞简略,墓志书法既可弥补宋代篆书存世资料之不足,为研究宋代篆书及宋代布衣书法家王寿卿的书法提供手资料,也可作为临摹范本,有极高的书法价值。
骨器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考古学关注的课题。本文梳理近十年以来骨器研究的新成果,并着重对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骨器研究进行归纳和分析。在新石器时代,无论是地域还是年代上,骨器制作的程序和方法均比较相似,片切割和磨制为主要加工手段,"因材作器"是这个时期骨器生产的显著特征。青铜锯的应用是青铜时代制骨手工业的技术性,极大地提高了骨器制作的效率,并对当时的生产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二里头遗址制骨所使用的铜质工具很可能是铜刀,而非铜锯。-早使用青铜锯的年代很可能不在夏代,而在商代早期,约公元前16年左右。青铜锯的使用和城市化的发展,为青铜时代制骨作坊的规模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和市场条件。
博物馆是进行文化展示、教化、交流、沟通的空间。"博物馆"的概念和博物馆的实体在出现,始自近代以来中西交通之经历。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传教士与通商人士在其中多有作为,而博物馆的实体源自清末"百鸟堂"。虽然法国传教士谭微道神父几次深入内地,考察探访,发现新物种近百种,在生物界影响极大,但他在建立的博物馆"百鸟堂"却为学界所遗忘。本文通过对谭微道建立的自然博物馆"百鸟堂"历史的梳理,从北京北堂迁建这一历史事件的视角,审视博物馆这一新鲜事物在当时社会中的文化角色与发展趋势。博物馆对国人教育、启迪心智、开拓视野的功能,随着中西交通的逐步开展和国人对博物馆理解的逐渐深入而不断拓展,博物馆终成社会发展之精神一助,并为一时所倡导。1年5月,配合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雁塔南路建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了一座北宋墓葬,出土范天祐墓志一合。墓主范天祐官至普州安居县(今四川遂宁)知县,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49年)正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墓主先后经历了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终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75年)安葬于永兴军万年县洪固乡。本文对墓志进行了录文、标点,并对墓主的家族世系、仕宦经历及北宋的职官制度等进行了简要考证。范天祐的为官经历,为了解北宋基层官员的宦迹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从其家族世系的发展脉络中可管窥当时门阀制度消亡的史实。
汉代建筑明器中的复道、望楼、角楼等,是豪强大族为保卫其自身安全和守护物质财富,在庄园甲第中构筑的以防御为主要功用的建筑形式。这类建筑此前经历了一个发展衍变的过程,汉代成为具有较为完备功能的设施。
考察夏商周时期戈戟之柲的发展演变及其变化动因,夏商时期劈缝式木柲占据主导地位;西周时期普遍流行榫孔式木柲;春秋时期的木柲截面呈前窄后宽的椭圆形,圆形柲已出现。战国时期普遍采用积竹木柲,圆形柲增加。综观其发展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改进自身形制使之更好地与戈戟头牢固结合,限度地发挥杀伤力。2年1~12月,对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曹奂冢"进行发掘,确认了该夯土台基为东魏北齐邺城时期的佛寺塔基。3~25年的考古勘探和试掘,发现了寺院的围壕及围壕东南角和西南角的院落等遗迹,出土砖瓦、瓦当、石建筑构件及陶瓷器等,为研究北朝佛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鲁西南发现一面东汉晚期带界栏的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为探寻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起源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黄家窝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县长岭经济开发区(原茶店镇)黄家窝村七组,该遗址埋藏于汉江右岸二级阶地。黄家窝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576件石制品有以下特点:古人们从古河床中选取素材打制石器,火成岩中的脉石英是他们-喜欢的岩石;他们使用的加工方法主要是硬锤直接打击法;石器的主要素材是砾石(石核),类型包括砍砸器、手镐和手斧等。我们推测黄家窝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时代为更新世晚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北魏是佛教的重要发展时期。巩县石窟开凿于北魏晚期,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造像风格发生了部分变化。本文从面容、衣饰、神态等方面对该石窟的北魏造像变化进行了简要阐述,并就其变化原因从因素、文化融合、社会现实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索。
秦汉时期在渭河上建造了若干座桥梁,依据其彼此的空间方位关系,后世分别称之为"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渭河三桥的修造对于关中的交通有着极其重要作用。"中渭桥"社科院考古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12年上半年在汉长安城正北发现并正在进行发掘。而此次在西安未央区王家堡村发现的古桥位置恰好位于汉景帝阳陵正南方,与文献记载的汉东渭桥位置相合;在咸阳钓台镇马家寨村发现的木梁结构古桥,位置上正好位于汉长安城与汉武帝茂陵之间,与文献记载的西渭桥位置相合,因此我们认为王家堡古桥和马家寨古桥分别是汉东渭桥和西渭桥。如此则秦汉时期渭河三桥全部有了着落,为学界了解和研究秦汉桥梁建造及关中交通有重要意义。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作为权力赓续的继承者,为了在全国树立威信和良好形象,面对初年复杂的国内形势,做出了一些重大努力:切实恢复统治秩序,严谕军警遵守纪律;力图摆脱新旧价值体系冲突状态下的负面影响,高调宣称赞同共和,**使君主政体再行于;通谕各省要体谅时艰,各党派要休戚与共,共创大业;在处理民族关系上,袁世凯亦有独到的创见;为融合满汉蒙回藏各族,缓和各民族之间的纷争,消除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诸多因素,实现真正的五族共和,袁世凯力求做到和地方统筹兼顾,这对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具有很强的镇定作用;为促进初年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袁世凯还阐明其锐进主义基本国策,主张从稳健入手,实施、经济、军事、等一揽子计划,共谋国家之强盛。
宋代是我国民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北方当阳峪窑瓷器的种类繁多,剔刻花是当阳峪窑-具代表性的瓷器纹饰之一。由于当阳峪窑属民窑的特性,因此其纹饰的风格大多古朴、素雅而被广泛流传,剔刻花瓷器的装饰风格更是明显区别于其他窑口。本文通过分析、对比剔刻花瓷器的纹饰特点,将其归纳为几何纹、牡丹花卉纹,肌理纹,从而使当阳峪窑剔刻花纹饰的特点清晰地展现出来。
河南博物院收藏一件清代书法家邹振岳行书立轴,在对其表面病害、原裱形式、装裱材料(包括宣纸、绫子)等方面检测分析后,遵循不改变文物原有的装裱形式的原则,进行重新装裱。
本文对元年伯吕父盨、十六年士山盘及廿三年倗伯爯簋的时代进行了考察,认为它们分别属于懿王元年、懿王十六年及懿王廿三年。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1983-1986年发掘区的北区墓地中既有周人贵族井叔家族的墓葬,也有殷遗民和古羌族的墓葬,所以该墓地的性质不是单纯的井叔家族墓地。本文参考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中有关"里"的记载,认为"里"是西周的地域性基层组织,在晚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里"中居民的身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西周时的都城丰邑中聚居着周人和其联合的他族部众,以及从东面迁来的殷遗民,人群构成可谓复杂。面对这种形势,周王朝的统治者在利用血缘家族的纽带作用来维系其统治的同时,还使用了高于血缘关系的基层地域组织—"里",以对居住于丰邑的诸族人群进行统一管辖。所以本文推测张家坡北区墓地是井叔家族所居住的丰邑中某个"里"的聚葬地,属于地域性墓地。由此可见,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墓地并不一定都是家族墓地,这些墓地中所埋葬人群的社会关系有可能是地缘性的。
技术-功能分析法通过综合考察支配石制工具生产的技术机制、分析工具刃口上所整合的技术特征,理解工具预设性的功能和使用方式,并复原打制者的意图。对观音洞遗址石器材料的分析表明,此方法在揭示打制者意图及工具预设性的功能和使用方式的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7~28年在马川墓地发掘了东周至明清时期的墓葬近3座。其中1余座东周墓保存较完整,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少数带台阶或墓道。葬具多为木质单棺,部分带椁。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青铜和珠饰。这批墓葬为建立该地区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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